貝多芬一生

　　距今150多年前，一位雖不能說聽不見雷聲，但已聾得聽不見大型交響樂隊演奏自己樂曲的57歲的倔強的單身老人，最后一次舉拳向著咆哮的天空，然后逝去了。

　　路德維希·范·貝多芬，德國偉大的作曲家，以其豐富的充滿熱情和英雄氣概的創作，代表了當時進步階層在神圣同盟反動統治下的反抗精神和變革愿望，給予歐洲音樂藝術的發展以重大影響；不僅如此，他的艱難坎坷而又光焰奪目的生平，偉大的人格，超人的毅力，也同他的音樂一起啟迪著后人。法國著名文學家、音樂史家羅曼·羅蘭稱他為勝利的普羅米修斯”，“正直與真誠的大師。”“依著他的先例，我們應當重新鼓起對生命、對人類的信仰！

　　一1770年12月16日，貝多芬生于德國波恩萊茵河畔一所破舊的閣樓上。

　　祖父是當地大公的樂長，父親是一個不聰明而酗酒的男高音歌手，母親是女仆，一個廚子的女兒。一開始，人生對于他就顯得是一場苦斗。父親想開拓他的音樂天分，不惜用暴力迫使他學習。4歲時，他就被整天地釘在鍵琴前面，或和一架提琴一起關在家里，幾乎被繁重的作業壓死。經濟生活的重擔過早地壓在這個少年的身上，他不得不為怎樣掙取每日的面包操心。11歲，他加入戲院樂隊，13歲，他當大風琴手。17歲時，他熱愛的母親死于肺病，貝多芬從此成為一家之主，負起兩個弟弟的教育責任。他不得不羞慚地要求父親退休，因為他酗酒，不能主持門戶──人家甚至不能把養老金交他本人收領。這些可悲的事實在貝多芬的心上留下了深深的傷痕。若干年后他曾說過：“不知道死的人真是一個可憐蟲！我15歲上已經知道了。”

　　轟轟烈烈的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爆發了，很快波及全歐，吸引了貝多芬的心。

　　當時的波恩大學是新思想的集中點。1789年5月14日，他報名入學，聽有名的奧洛葛·希那哀特講德國文學──他是雅各賓黨的一方首領。當波恩得悉巴士底獄被攻陷時，希那哀特在講壇上朗誦一首慷慨激昂的詩，鼓起了學生們如醉如狂的熱情。大革命征服了世界，也征服了貝多芬。后來雖然他居住的奧國與革命的法國關系很緊張，但貝多芬仍和法國人有親密的來往。他擁護共和的情緒愈加堅定，這在他以后的生活中發生了有力的影響。

　　在這期間，他從幼年培植起來并得到良師指點的音樂才能成長起來。1795年3月20日，他在維也納舉行了首次鋼琴演奏會，嶄露頭角，他對自己的意志和力量充滿信心。1796年，他在筆記中寫道：“我的天才終究會獲勝……25歲！不是已經到臨了嗎？”他顯得很高傲，但他的最親密的幾個朋友知道，他藏在驕傲的笨拙之下的是一顆慈悲的心。他寫信給密友韋該勒醫生報告他的成功時，第一個念頭是：“譬如我看見一個朋友陷于窘境，倘若我的錢袋不夠幫助他時，我只消坐在書桌前面，頃刻之間便解決了他的困難……你瞧多美妙。”

　　二正是他該大展宏圖的青春盛年，痛苦開始叩門，并且一經附在他身上便永不退隱。1796~1800年間，他的耳朵日夜作響，聽覺大大衰退。在戲院里，他得坐在貼近樂隊的地方才能聽清演員的話。這對一位音樂家是多么沉重的打擊！在好幾年中，他一直隱瞞著，連對最心愛的朋友也不說。他避免與人見面，使他的殘廢不致被人發現。直到1801年，他才絕望地告訴兩個朋友──韋該勒醫生和阿芒達牧師：“我的最高貴的部分，我的聽覺，大大地衰退了。……我不得不在傷心的隱忍中找棲身！”“要是干著別的職業，也許還可以；但在我的行當里這是可怕的遭遇啊。我的敵人們又將怎么說，他們的數目又是相當可觀！……”在肉體的痛苦之上，又加了另一種痛苦──愛情的挫折。1801年，一個有魅力的姑娘闖入了他的生活，這就是貝多芬曾題贈著名的《月光奏鳴曲》的琪麗哀太·琪卻爾第。她愛他，他也愛她。可是這段愛情卻使貝多芬付出了很高的代價。

　　首先，愛情使他格外感到自己的殘廢和境況的艱難，以至他無法娶他所愛的人；其次，琪麗哀太的風騷、稚氣和自私使貝多芬苦惱。1803年11月。她嫁給了一位伯爵。這打擊是摧殘心靈的，尤其在貝多芬由于疾病而使心靈變得虛弱的時候，狂亂的情緒更有把他毀滅的危險。他給兄弟卡爾與約翰寫好了遺囑，注明“等我死后開拆”，他差不多要結束他的生命了。

　　但是此后貝多花還活了25年。他的堅毅的性格使他不肯在磨難中屈服。他在給韋該勒醫生的信中寫道：“我要扼住命運的咽喉。它決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噢，能把人生活上千百次，真是多美！”“我窺見我不能加以肯定的目標，我每天都更迫近它一些。唯有在這種思想里，你的貝多芬方能存活。”

　　這愛情，這痛苦，這意志，這時而頹喪時而驕傲的轉換，都反映在他的一系列的作品里。其中有《悲愴奏鳴曲》，有附有葬禮進行曲的奏鳴曲，在悲壯慘痛的宗教歌……但是他的心靈并不安于愁苦。因此，即使他苦痛時期的作品也有許多歡悅的樂曲，反映著一種青年人的天真，或是熱烈的情愛。顯然是他的意志占了優勢，一種無可抵抗的力量把憂郁的思想一掃而空。他渴望痊愈，渴望愛情和幸福。他是那樣地需要歡樂，當生活中沒有歡樂時就自己來創造。

　　這些作品里有好幾部進行曲，戰斗的節奏特別強烈，這使人想起它所產生的時代。當拿破侖的大軍兵臨貝多芬居住的維也納城下時，他在親友中間興奮地談論政局，他所有的同情都傾向于革命黨人。熟知他的密友興特勒說：“他愛共和原則……渴望法國實現普選，希望波拿巴建立起這個制度來，替人類的幸福奠定基石。”于是他接連寫下了《英雄交響曲》等一系列富于英武壯烈氣概的樂曲。后來俾斯麥聽了他的《熱情奏鳴曲》后曾經說過：“倘若我常常聽到它，我的勇氣將永遠不竭。”

　　《英雄交響曲》是以拿破侖為題材并且獻給他的，最初的手稿上還寫著“波拿巴”這題目。把拿破化描寫為一個理想中的革命的天才。當他得到拿破侖稱帝的消息時，他大發雷霆，嚷道：“那么他也不過是一個凡夫俗子！”憤慨之下，他撕去了題獻的詞句，換上一個含有報復意味而非常動人的題目：“《英雄交響曲》……紀念一個偉大的遺跡。”當他在1821年談到拿破侖被幽禁在孤島的悲劇時，說道：“17年前我所寫的音樂正適用于這件悲慘的故事。”他很高興地發覺在交響曲的第二樂章──葬曲內，對這個蓋世英雄的結局有所預感。

　　三1806年，貝多芬突然中止了他的《第五交響曲》，不經過慣有的擬稿手續，一口氣寫下了《第四交響曲》──一朵精純的、蘊藏著他一生中平靜日子的香味的花。幸福顯現在他眼前了。這年5月，他和丹蘭士·德·勃侖施維克訂了婚。丹蘭士是曾經拋棄了貝多芬的琪麗哀太的表姊妹。七、八年前貝多芬結識丹蘭士的哥哥時，她還是個小姑娘，跟貝多芬學鋼琴時就鐘情于他，到這一年他們才相愛起來。他們的愛情曾經十分熱烈而動人。但是，不知什么神秘的理由，使這一對相愛的人不能幸福。也許是他沒有財產，地位不同；也許貝多芬對人家要他長時期地等待，要他把這段愛情保守秘密感到屈辱而表示反抗；也許是暴烈、多病、憎恨人生習俗的性情，無形中使他的愛人受難，而他自己又因之感到絕望。──總之婚約毀了。

　　然而，兩個人中間似乎沒有一個忘卻這段愛情。1816年貝多芬還說：“當我想到她時，我的心仍和第一天見到她時跳得一樣的劇烈。”同年，他創作六闋《獻給遙遠的愛人》的歌。丹蘭士曾把她的肖像贈給貝多芬，題名：“給稀有的天才，偉大的藝術家，善良的人。”在貝多芬晚年，一位朋友無意中撞見他獨自擁抱著這幅肖像，哭著，高聲地自言自語：“你這樣的美，這樣偉大，和天使一樣！”朋友退了出去，過了一會兒再進去，看見他在彈琴，便說：“今天，我的朋友，你臉上全無可怕的氣色。”貝多芬答道：“因為我的好天使訪問過我了。”

　　貝多芬對于愛情的神圣，抱著毫無虛假的觀念，他的愛情始終是非常純潔的。

　　粗野的談吐和思念，他是厭惡的。他的朋友興特勒確信“他一生保持著童貞，從未有任何缺德需要懺悔”，不幸他總是成為愛情的犧牲品。他不斷地鐘情，夢想著幸福，然而立刻幻滅，隨后是悲苦的煎熬。貝多芬豐富的靈感，似乎也可以從這種時而熱愛，時而驕傲的輪回中找到一些根源。

　　四1814年是貝多芬榮耀的頂點，在維也納會議中，他被看作是歐羅巴的光榮。他在慶祝會中非常活躍，親王們向他致敬；而他則聽任他們追逐。有一座塑像生動地表現出他在維也納會議時的面貌。獅子般的臉上，牙床緊咬著，刻劃出憤怒與苦惱的皺痕，但表現的最明顯的是他的意志，早年拿破侖式的意志：“可惜我在戰爭里不像在音樂中那么內行！否則我就戰敗他！”

　　在此光榮的時間之后，接踵而來的是最悲慘的時期。像他這樣一個高傲而獨立的天才，在一個輕佻浮華的都城里是不受歡迎的。貝多芬抓住可以離開維也納的機會，想脫離奧國。不幸結果與愿望不符。他的朋友與保護人又分散的分散，死亡的死亡。1818年，他寫道：“這差不多到了行乞的地步，而我還得裝著日常生活并不艱窘的神氣。”“要以工作來換取面包實在是一件苦事。”他對出版商負著重債，而作品又賣不出去，當時一位德國作曲家說，他往往為了靴子洞穿之故而不能出門。

　　耳朵完全聾了。從1815年冬天起，他和人們就只有紙上的交談。1822年，貝多芬要求親自指揮最后一次的預奏。顯而易見，他全沒聽見臺上的歌唱，他把樂曲的進行延緩很多。當樂隊跟著他的指揮棒進行時，臺上的歌手自顧自地匆匆向前，結果全局都亂了。平時的樂隊指揮翁洛夫不得不提議休息一會兒。當大家重新開始時，同樣的紊亂又發生了，但怎樣使他懂得呢？沒有一個人忍心對他說：“走罷，你不能指揮了。”貝多芬不安地東張西望，想從不同的臉上猜出癥結所在，可是大家都默不作聲。他突然用命令的口吻呼喚他的好友興特勒，把談話手冊遞給他，示意他寫。興特勒寫道：“懇求你勿再繼續，等回去再告訴你理由。”貝多芬一躍下臺，對他嚷道：“快走！”他一口氣跑回家里，倒在便榻上，雙手捧著臉，這樣一直到晚飯時分。用餐時他一言不發，保持著深深的痛苦的表情。興特勒后來記述這一天時說：“在我和貝多芬的全部交誼中，沒有一天可和這11月里致命的一天相比。他心坎里受了傷，至死不曾忘記這可怕的一幕的印象。”

　　五在如此悲苦的深淵里，貝多芬更加執著于謳歌歡樂。從1793年他在波恩時起就有一個念頭：要把對歡樂的歌唱作為他某一大作品的結局。為了選擇頌歌的形式，以及放在哪一部作品里這些問題，他躊躇了一生。要在一闋交響曲中引進合唱固然有巨大的技術的困難；但造成這些延緩和躊躇的更深刻的原因，是這個不幸的人一直受著憂患的折磨，老是卷在熱情與哀傷的漩渦內。直到生命的最后日子，他在《第九交響曲》中，才完成了這樁心愿。在那些沸騰的樂章內，我們可以聽到貝多芬的氣息，他的呼喊節奏，活現出他在田野間奔馳，如醉如狂。激情鼓動，仿佛整個人類向天空張著手臂，大聲疾呼地撲向“歡樂”，把它緊緊地摟在懷里……貝多芬時常提起，他的責任是把他的藝術奉獻于“可憐的人類”，“將來的人類”，為他們造福，給他們勇氣，喚醒他們的迷夢，斥責他們的怯懦。他正是為此而奮斗了一生。除了幾首1796年以前制作的樂曲之外，可以說他的全部作品都是開始耳聾以后寫成的。1826年12月，他在彌留之際給韋該勒的信中寫道：“……我的箴言始終是：無日不動筆；如果我有時讓藝術之神瞌睡，也只為要使它醒來后更興奮。我還希望再留幾件大作品在世界上；然后如老小孩一般，我將在一些好人中間結束我塵世的途程。”

　　死終于來了。1827年3月26日，他在大風雨和一聲響雷中，咽了最后一口氣。一只陌生的手替他闔上了眼睛。

　　貝多芬是一個不幸的人──貧窮、殘疾、孤獨。世界不給他歡樂，他卻創造了歡樂給與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