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從金克木先生的文章《“書讀完了”》中知道了一則逸事。據說，歷史學家陳寅恪曾對人說過，幼年時他見到另一位學者夏曾佑。夏對他說：“你能讀外國書，很好；我只能讀中國書，都讀完了，沒得讀了”。對這個“神話”，金先生做出了自己的解釋。在他看來，這絕不是夏曾佑在“夸海口”或“打啞謎”，而恰恰意味著“總有些書是絕大部分的書的基礎，離了這些書，其他書就無所依附”；所以，如果讀懂讀通了這些作為其他書的基礎的書，確實是可以在一定意義上聲稱“書讀完了”的。相反，停留在背誦教科書的水平，而遠離這些偉大的原典本身，就真的如金先生所說的“好像是見藍圖而不見房子或看照片甚至漫畫去想象本人”了。

　　金先生的這個解釋，很顯然可以與卡爾維諾所下的相關結論對讀。卡爾維諾不是也認為“中學和大學都應加強這樣一個理念，即任何一本討論另一本書的書，所說的都永遠比不上被討論的書”嗎？

　　可是，為什么實際的情形卻吊詭地與此相反，甚至大相徑庭呢？金先生早在1984年說過的話，至今發(fā)人深省：

　　文化和書籍應當是前進中腳下的車輪而不是背上的包袱。讀書應當是樂事而不是苦事。求學不應當總是補課和應考。兒童和青少年的學習應當是在時代的中間和前頭主動前進而不應當是跟在后面追。僅僅為了得一技之長，學謀生之術，求建設本領，那只能是學習的一項任務，不能是全部目的。為此，必須想法子先“掃清世界”……由此前進。“學而時習之”本來是“不亦悅乎”的。

　　我們不禁要問：是誰把書籍變成了“背上的包袱”？又是為什么讀書成為苦事，求學也只是為了補課和應考？而教育只是為了得一技之長、求謀生之道呢？讀好書，讀該讀的書，難道不是教育最應該有的手段和目的嗎？

　　當然不該苛求學生，他們毫無疑問有難言的苦衷。但作為他們的師長、他們的父輩，我們怕是難辭其咎。至少需要捫心自問：那些我們期望中學生、大學生讀的好書，那些偉大的書，我們自己認真而投入地讀過嗎？我們的心智離那些書是不是越來越遙遠？

　　不讀該讀的書，這個看似微末的問題，不僅將在深層次上最終危害知識生產和經濟發(fā)展之類功利目的，而且更將危及民族文化與文明共同體的健康生存。這應該不是危言聳聽吧。美國政治哲學家阿蘭·布魯姆在《巨人與侏儒》一書中曾說，對一本偉大著作或者一個偉大作者的反復閱讀與信賴的消失，“不僅導致生活基調的庸俗化，而且也導致社會的原子化。因為，有教養(yǎng)的民族結合在一起，是基于對德行與惡行、高貴與卑鄙的共通理解”。而這些共通的理解，離不開偉大的書。離不開《詩》《論語》《孟子》《老子》和《莊子》，也離不開荷馬、但丁、莎士比亞、塞萬提斯和馬克思……盡管這一切至今仍會被某些人無端判定為國產的“封建糟粕”或進口的“西方毒素”。

　　卡爾維諾和金克木給了我們思考今天所面臨的問題，不可多得的啟示。我們身處這個讀書風氣已然敗壞的時代，這個或許“與真理隔了三層”的時代，要真正重返偉大經典、真正讀懂并讀好那些該讀而恰恰沒有讀的“第一手文本”，依然是任重而道遠。

　　我們應該有勇氣承認：對我們而言，不僅書遠遠沒有讀完，而且讀該讀的好書，也需要重新開始。

　　（選自張輝《如是我讀》，商務印書館2015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