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我看到一篇文章，說國內的心理學家發現，中國人的記憶與西方人不同，不僅具有“自我參照效應”，而且同時具有“母親參照效應”。

　　通俗點說，就是人的記憶是有選擇性的，對與自己有關的信息記得格外好，此為“自我參照效應”。比如，我逛街丟了錢包，你逛街也丟了錢包，你告訴了我。但是過段時間，我丟錢包的事情，我記得清清楚楚，而你丟錢包的事情，我不怎么記得了。這種“自我參照效應”，東西方人都一樣。不過現在發現，中國人除了對與自己有關的信息記得好，對與母親相關的信息，也會記得格外好。就是假如母親逛街也丟了錢包，“我”是中國人，那么“我”會像自己丟了錢包那樣記得母親丟了錢包；而如果“我”是西方人，那么母親丟錢包，跟總統丟錢包差不多，都不會像“我”丟錢包那樣，讓“我”記得牢靠。

　　對西方人而言，“母親”與“總統”的概念是一樣的，都不及與“自我”相關的材料記得更好。而與西方大相徑庭，在中國人的“自我”中，母親的地位和“自我”相同，中國人具有獨特的“母親參照效應”。

　　為了找到更多實證，心理學家又做了腦成像研究，結果找到了神經生理層面的證據。研究發現：對中國人而言，在自我參照和母親參照條件下，都激活了腹側內側前額葉；但對西方人，只有自我參照激活了腹側內側前額葉。這說明中國人的“自我”與“母親”，是住在同一個腦區的，彼此形影不離；而西方人的“自我”與“母親”，是分開住的，好像“路人甲”與“路人乙”。

　　為了更深入地研究這個課題，心理學家又特別把研究對象，換成同時具有東西方特質的香港人。結果，有了更加神奇的發現——香港人的“自我”，會根據文化情境的轉換而轉換。在研究者提示中國文化元素后，香港人的“自我”與“母親”同住在腹側內側前額葉；而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下，香港人的“自我”與“母親”的神經基礎是分離的。多么可憐的香港人，怪不得與“祖國母親”一會兒形影不離，一會兒又像路人甲乙……

　　造成這個現象的主因，心理學家認為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自我”概念。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即便是母親，也是“自我”以外另一個獨立的個體；而在中國文化背景下，“自我”包含著母親，“母親的”也是“自我的”。

　　西方文化的背景下的“自我”，是獨立的。榮格派心理分析師艾利特·諾伊曼在他著名的《意識的起源與歷史》著作中，明確探討了西方人“自我”建立的過程。我們看看諾伊曼是怎么講述的。

　　首先，在一個人建立自我的最初階段，呈現混沌的狀態。然后，在這個沒有分化的整體性的混沌中，當自我的幼苗要萌發的時候，世界以太母的形象出現。太母有各種各樣的形態，有像維納斯那樣重視肉體形象的太母，也有類似圣母瑪利亞那種強調精神的太母。

　　在這樣的太母中孕育的自我，進入下一階段，體驗到天與地、父與母、光明與黑暗、晝與夜的分離。這個階段在西方神話中，往往是創世紀的故事，表現天地分離，黑暗中產生第一道曙光等等。

　　諾伊曼認為，人類意識的發展階段，從這里開始發生革命性的變化。

　　這個階段之前，是創世紀的神話，之后，則開始了英雄的神話。比如希臘神話里的很多英雄故事。

　　弗洛伊德借助希臘神話俄狄浦斯的故事，強調了“自我”發展的核心——“俄狄浦斯情結”。殺死父親的俄狄浦斯象征著為了獨立，自我必須戰斗，“殺死父親”。

　　父親代表著社會文化規范。自我獨立的過程，就是要爭取從這個文化規范中獲得自由的過程。打贏與父親的戰爭，意味著自我終于獲得了獨立，完成了從幼小的個體到英雄的成長成熟。如同薩特所說：“通過激烈而深入地拒斥他人對我們的培養，我們才能成為自己現在的樣子。”

　　最終，“自我——英雄”的結局，通常是獲得一位女性，并與之結婚。這代表著自我在獲得自由后，通過一位女性作中介，再度與世界建立關系。而這種關系，已經不是之前未分化的孕育在太母之內自我與女性的關系，而是建立在已經完成的獨立的自我之上的關系了。

　　從西方文化的源頭開始，“自我”的發展，就是一個幼崽成長為英雄的旅程。這段旅程包括三個階段——幼崽“離開母親”，兒子“殺死父親”，英雄“娶到妻子”，由此完成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自我成熟。

　　而在中國文化的背景下，“自我”是關系的。

　　儒家文化建立在農耕文明上，強調“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尤其看重家庭倫理道德。在這個文化體系中，強調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附和聯系。整體大于個人，個人是一種關系自我，在所有的關系中，孝道又占據最首要的位置。

　　中國的英雄，都是“小英雄”，他的故事，是兒子拯救母親的故事，什么“劈山救母”“雷峰塔倒了”。兒子替代父親，充當勇士，拯救母親。救出來后，娘兒倆抱頭痛哭，承諾“永不分離”。

　　兒子生命中最大的事情，是救媽媽，他從小就不能做自己。然后他的妻子，再等他的兒子來拯救。這樣一代又一代，中國女性身邊，交替輪回本領巨大的兒子，和孱弱無能的丈夫。既然兒子替代了丈夫，那么中國女性與兒子，必然形成過度粘連的親密關系。基本上，是媽媽中有兒子，兒子中有媽媽。

　　到目前為止，我們談到的“自我”，指的都是“兒子”。因為幾千年的人類文化發展史，確實是男權文化的發展史。女性自我意識的萌發，要到近現代了。

　　但是，“自我參照效應”不分男女中西，人人具有。而“母親參照效應”，從資料上看不出來是男女都有，還是只針對中國男人。直觀上，這個試驗頗為男性色彩，我猜測，操作試驗的心理學家可能是男性吧。

　　撇開男女之爭，這篇文章吸引我的，在于針對香港人實驗的那部分。我在想，一個人如果同時具有中國與西方雙重文化背景，大腦神經不斷地從與母親的“形影不離”到“路人甲乙”，這么跳來跳去，會不會跳出毛病？

　　我的外甥女十二歲去了多倫多，也入了加拿大籍，目前在全球專業排名第一的大學讀精算。是我們全家人的“心頭寶”。可是，寶貝學業上雖然優秀，心理上卻時常迷茫于“我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我要聽媽媽的話還是做我自己？”等問題，在自我or孝順、中華or西化上，消耗了大量的心理能量。她的困惑與沖突，讓我這個做小姨的看在眼里，疼在心頭。

　　孩子換了環境生活，也換了文化倫理。表面上看來安然無恙，實際呢，不僅心理諸多沖突，連大腦也不得消停，總在跟媽媽“合住”，或者與媽媽“陌路”之間跳轉。這種能量消耗，難免極大地影響她的學習狀態，交友生活。

　　所以，要想孩子跟老娘永遠“二合一”，父母就別送孩子出國了。要是送孩子出國，那就讓孩子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下，好好樹立起自我，放棄孩子永遠依戀母親的幻想，接受你的孩子跟你成為“路人甲乙”吧。